自从引入职业体育后,有关中超减薪的话题早就不新鲜了。从20多年前甲A时期中国足协出台限薪令,到前几年要求足球限薪的社会呼声又起,前前后后、大大小小的风波出现过多次,每每以不了了之作罢。
但是,只要薪酬存在不合理或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情况,减薪的动议就不会停止。不过谁也没想到,看似与足球毫不相干的新冠疫情肆虐,正在促使减薪非动真格的不可。中超联赛无奈停赛,足球市场被迫休业。
一方面,企业和赞助商停工停产,俱乐部失去大进大出的经济支撑;另一方面,球员薪酬占去俱乐部大部分支出,如果薪酬不减,疫情不退,这样的僵持不可能持久。无论是现有薪酬标准虚高,还是与抗击疫情中医护人员的敬业和奉献相比,足球这个特殊行业的社会评价都不高。固然,运动员的收入不能用竞技成绩做衡量的唯一标尺,还要考虑体育市场特殊的交换方式,比较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倍差,但中超在十多年运行中诚信不足,很难看到按照职业体育规则和规律操作的自觉性,减薪成了博弈。中超俱乐部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,俱乐部自我管理的职业联盟千呼万唤出不来,足协又不能干预俱乐部内薪酬标准,大眼小眼你瞪我我瞪你。
哄抬的外部诱惑有余,减薪的内生动力欠缺,亟待社会助推,回到正路上来。目前,国内新冠疫情蔓延之势得到有效控制,有序地复工复产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。新赛季中超联赛还不具备开赛的条件,球队仍处在闭门修炼状态,就只是复工,只有重新在赛场上竞争,比赛是提供给球迷消费的产品,才算是复产。
球员以坚持训练为由而不愿减薪,理由并不充分,何况减薪幅度可以视联赛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而论。因复工未复产而减薪属于特事特办,中超薪酬虚高已成常态非杀不可,两者交互,后者更是治本。疫情期间减薪这样的事情相对简单,当然也要做得中规中矩。
倘若简单的事情都那么难做,疫情过后,万事重启,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之路会更加难走。(作者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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